野火集

作者:龙应台

《野火集》是2005年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图书,作者龙应台。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,正处于热切希望突破现状,冲撞权威的年代,1985年以来,龙应台在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,为这般思潮掀起轩然大波,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。以专栏文章结集的《野火集》,印行100版,并创下一月之内再版二十四次的记录,风靡台湾,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。

野火现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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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市场中一地的泥泞。讨价还价的喧嚷夹着刀起刀落的剁声。在菠菜和胡萝卜旁边,居然搁着一本摊开的《野火集》。卖菜的妇人蹲在地上剥玉米。

“欧巴桑,你在看这书吗?”

“勿是啦!”她愉快地回答,“我后生在看啦!伊在读大学。”
撕掉蒙眼布

《野火集》在出书廿一天之中再版廿四次,四个月后,已经迫近五十版,马上要破十万本的大关。文化界的人士咋舌称奇,说是多年来没有见到的现象。书店的经销商说,许多买书人似乎带着一种“使命感”走进书店,买一本给自己之外,还要添一本送人,惟恐读“野火”的人不够多。一位医师告诉我,他买了三百本书四处寄发。学校老师也往往为学生集体订购,作为指定的课外读物。海外的留学生也来信,希望这本书能销到国外。

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。《野火集》破纪录地、疯狂似地畅销不是一个偶发、孤立的事件。从专栏时期读者反映的汹涌,到成书之后读者“奔相走告”的热潮,在在都显示这是一个深具涵义的台湾社会现象。很明显的,我们的社会对“野火”所发出的声音有一种饥渴的需求。
需求什么呢?
“野火”是个强烈的批判声音;当批判的对象是自己的时候,就成为反省。“野火”,因此也是个自剖反省的声音。但是“野火”里头并没有任何新鲜的观念。它指控现代的中国人丧失道德勇气,它要求学生争取独立思考的空间,它要求政治的开放与容忍。近代史上,一波又一波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呐喊着同样的话。如一位教授所说:“你的野火精神和当年的文星精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;但是为什么廿年前叫喊的事情在廿年后还有叫喊的必要?可见我们进步非常有限。”的确,可是这一次的叫喊,在空谷中引起嗡嗡不绝的回声,“野火”由一根小火柴烧成一小片火海,表示这是个不同的时机。或许人们不只是厌倦窠臼本身,也厌倦一次一次叫喊后的失败。在上千的读者来信中,大部分有这么一句话:“啊!你说出了我心中早就想说的话”,然后加上三个惊叹号!!!“野火”显然痛快地供给了情绪的发泄,但是令人心惊的是,在发泄之前,那份情绪有多么堵塞,多么郁闷。

台湾在蜕变中。曾经是个一元化、权威分明的社会。子女遵从父母,学生遵从老师,人民遵从政府。可是经济起飞了,如果上一代努力的是物质上的独立,那么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独立。教育水准提高了,往往子女懂得比父母多,学生青出于蓝,人民所拥有的知识比官僚还高。西方民主文化的冲击更是勇猛直接。里根说卡扎菲计谋暗杀他,台湾的电视就显现:美国记者大声问总统:“你有没有证据呢?没有证据就是撒谎。”这种镜头对我们膜拜电视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影响。头脑再简单的人也会问一声:“哦,民主是这样的呀?”更何况是已经受了教育,宁可自己思考的人。
经济、教育、外来文化等等,构成伊甸园里的知识之果,台湾的社会大众,是吃过苹果的亚当。吃过苹果,发觉自己的赤裸,于是急切地想看清现实,解决问题,但是亚当的脸上绑着一块蒙眼布——吃苹果之前的旧观念、旧制度、旧作法、旧信仰,遮着亚当睁大的眼睛。多少年来不曾经过审查的教条、口号、神话、谎言,密密地包扎着亚当开始流转的眼睛。

“野火”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:撕掉蒙眼布。对“野火”狂热的反响或许也就传达了那么一个简单但迫切、坚决的讯息:我们不要蒙眼布!让子女、学生、人民,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,自己的头脑去想。
在野之声

“野火”畅销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对权威、批判现状的立场,但是为什么比它更激烈、更叛逆的刊物,譬如一些党外杂志,却得不到小圈圈以外的回响?其中人为的因素当然很重要,譬如查禁的问题;最主要的因素却在于这些杂志本身的限制。一方面,歌颂权威、膜拜现状的书籍刊物对厌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,因为它的出发点与目的地都是一种意识形态。另一方面,一些党外刊物,虽然标榜批判,却无法把读者完全争取过去,因为它往往也是以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出发点,以某个政治结构为目的地;不同的意识形态,不同的政治目的,但是反宣传可以变成宣传,反教条可以变成教条。如果没有较开阔的胸襟,较长远的眼光以及对理性的坚持,蒙眼布换了颜色还是蒙眼布!而吃了苹果的亚当所急切、不耐、引颈盼望的,不只是换一块蒙眼布!

我们不能没有党外刊物,因为它是一个制衡的声音。从“野火”的现象看来,我们更急迫地需要第三种声音,一个不以单一意识形态出发、没有政治野火、真实而纯粹的“在野”之声。这个声音通常由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发,可是在今天的台湾,这个声音,不是没有,但微弱喑哑。知识分子或者受制于强权而不敢作声,或者屈服于作官的私欲而婉转歌唱,或者受挫于尝试的失败而灰心隐退;仍旧在努力中的,只能支支吾吾、避重就轻,貌似前进的《野火集》并不例外;或者倒过来说,“野火”这么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观念的书都能引起这么大的震撼,不是“野火”前进,而是这个社会落后;不是“野火”的声音特别清越,而是这个社会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声。

山中无老虎,猴子称霸王。声势浩大的“野火”其实只是一只猴子;台湾需要的,是真正老虎的吼声,许多老虎的吼声。
喜鹊·乌鸦

因为在粉饰、教条、自我吹嘘、自我慰藉的“酱缸”里泡了几十年,我才在极端不耐中开始写“野火”,但是立即招来质问:为什么只写坏的?光明面为什么不写?人民很勤奋呀,政府很努力呀,社会很安定呀!为什么一面倒?是“别有用心”吗?
不错,我是“别有用心”,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。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分析、研究,然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;你不会说:“奇怪,怎么只谈我坏的半边肺?怎么不夸——夸那好的一半?”

那么,为什么要求社会病理家谈“光明面”呢?
再说,歌颂勤奋的人民、努力的政府、安定的社会的人还不够多吗?何必还需要我也加入?
你有影响力呀!读者相信你。
这话说得何其天真。如果“野火”的作者有所谓的影响力,那纯粹是因为他像只乌鸦一样不说悦耳的话;他怎么可能在赢得“读者相信”之后转而加入喜鹊的行列?一个社会本来就该有许多不同的声音,传达不同的讯息;乌鸦和喜鹊各有所司。但是,如果报喜不报忧的喜鹊觉得自己缺乏信服力,它就必须改变作风,开始说实话,而不是要求有“影响力”的乌鸦换套羽毛,唱喜鹊的歌。
也有人担心地说:“野火”暴露出那么多台湾的缺点,被敌人拿去作宣传怎么办?
不怎么办!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不知道自我批评是一种自省自新的能力。当西德的布朗德与美国的尼克松闹出举世皆知的丑闻时,两国人追究到底的态度赢得的是尊敬,不是轻视,我们的报纸喜欢兴高采烈地报导大陆报纸所揭露的坏事,作为“你看他们多糟糕”的宣传,而事实上,中共愈是容许丑事的揭发,批评的公布,愈表示他们观念的进步,也就愈值得我们思考。
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检讨,是优点,不是缺点。“野火”不需要描写台湾社会的光明面,因为,我相信,“野火”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光明面的表现;表现台湾的制度能容忍批评,台湾的人民能自我反省;这是个有更新能力的社会。
让别人拿《野火集》去作宣传吧!
上一代,这一代,下一代

对这本书的两极反应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。一方面,许多老师以它作教科书外的教科书,鼓励学生讨论并且写读后感;另一方面,有学生来信:“我们教官不准我们读你的书,说龙应台污染青年人思想……”一方面:某些工商机构成百地订书,送给员工阅读;另一方面,有些特定的团体将“野火”明文列为禁书。许多读者赞美作者为“真正爱民爱乡、有良心的知识分子”,却也有人说他是共匪。

白纸黑字一本书,为什么出现两种水火不容的读法?

就读者来信分析,对“野火”存恐惧之心的以年纪较长、度过军旅生活的人较多,支持“野火”的则包括各个阶层、职业,与教育水准,但仍旧以大学生和三四十岁之间、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为主流。更年轻的;十来岁的中学生就有点迷惑:“国文老师要我们每个人都熟读野火,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说你偏激,我应该相信谁呢?你是坏人还是好人?”

这样一分,一条清楚的代沟就浮现了出来。由对“野火”的反应,我们也更明确地看出台湾是怎样的一个转型期的社会。

为了行文的方便,让我用“上一代”、“这一代”这样稍嫌以偏概全的名辞。对于“野火”所鼓吹开放、自由、独立思考的观念感觉恐慌的上一代大致有三种说法。“我们忠心耿耿追随政府来台,政府就像父母一样对我们有恩,”一位退伍军官写着,“你的书所传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。”

这是第一种。把政府当父母,施政措施作恩德,批评视为“反叛”,流露出来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。我们的民主历练之浅,由此可见。

另外一种非常普遍的想法:怎么可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、争取权利?这不是闹学潮吗?大陆就是闹学潮给搞丢了!

这个简单的“历史观”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:第一,学生独立思考、争取权利并不等于闹学潮;第二,当年大陆上的学潮是果,不是因。学潮不是从石头里无缘无故突然蹦出来的孙猴子,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态,人心不满郁积到一个程度,爆发出来才有学潮。我们若要避免学潮的发生,就必须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,而不是设法锁住年轻人的头脑。

第三种说法:我们这一代抛头颅、洒热血、挨饿受冻才赢得今天衣食温暖的安定局面,你们这无知的下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,已经有了温饱还大声嚷嚷什么自由、什么人权……一个作家被关上一两年就是大不了的事,哼,比起我们这一代所受的苦,被关几年算什么玩意儿?

大概有不少父母都跟子女说过这样的话,带着很大的说服力。它一则诉诸感情——我为你牺牲过,你要感恩;二则诉诸经验的权威——我吃过苦,你没有,所以我是对的,你是错的。

就某些层面来说,他当然是对的。这一代应该对上一代充满感恩之情。这垂垂老去的所谓上一代,曾经在兵荒马乱之中紧紧搂着怀抱里熟睡的婴儿,曾经饿着肚子带孩子去付医药费,曾经推着脚踏车沿路喊“机器馒头”让孩子缴学费,后来又曾经把薄薄的一叠退休金换取儿女留学的机票。这个上一代,把自己躺下来铺成砖块让我们这一代昂首阔步地踩过去,“衣食温暖的安定”是上一代咬紧牙根拼了命才达到的终点,对这一代,那却是个稀松平常的起点,感恩,当然应该。

可是,这一代的“大声嚷嚷”并不是“人在福中不知福”。他已经有了衣食温暖的福,现在大声嚷嚷,追求的是另一种福,更高层次的福:民主、自由、人权……衣食温暖的安定只是基本的出发点,这一代当然不能以此满足;上一代如果认为这一代吃饱了、打个嗝,就该在安定中唾个午觉,那就太天真了,食物够吃了,开始求烹饪的精致。衣服够穿了,开始求设计的美好。社会安定了,开始要求有所作为。物质的丰富与环境的安定都只是社会要进步的基础条件而已。上一代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,这一代或许就能建立一个开放自由、公理伸张的社会,作为下一代的基础,而“人在福中不知福”的下一代继续“大声嚷嚷”,或许我们就有了真正伟大的思想家、艺术家、政治家的出现。

这一代站在新的起点上准备往前冲刺,要拉也拉不回来的。除非你扭断他的胳膊。我们的社会若要和谐,这一代必须体谅上一代的经验,心存感谢;上一代也必须交棒,放手让这一代奔向一个不同的终点。这样才可能避免那水火不容的两极,也才可能回答更下一代的问题:“我应该相信谁?”

市场里的欧巴桑蹲在湿淋淋的地上剥玉米,为了凑足后生上大学的费用。她所关心的,或许是菠菜的收成与一斤几毛的价钱,后生所关心的,就可能是如何争取一个容许他独立思考的环境。“野火”对欧巴桑没有意义.对她的后生却有意义,我们能够盼望的是。有朝一日,后生的后生一出世就在一个衣食温暖、自由开放的环境里,他不需要经过挣扎奋斗就可以尽情尽性地发挥他所有的潜能。

幸福,没有止境。《野火集》不过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呐喊!

十万本,代表一个非常迫切的呐喊。
原载一九八六年四月廿四日《中国时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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