野火集

作者:龙应台

《野火集》是2005年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图书,作者龙应台。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,正处于热切希望突破现状,冲撞权威的年代,1985年以来,龙应台在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,为这般思潮掀起轩然大波,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。以专栏文章结集的《野火集》,印行100版,并创下一月之内再版二十四次的记录,风靡台湾,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。

美国不是我们的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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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收到好几十封读者的来信。年长一点的说:“每看你的文章,心情激动难平,一再泪下。”年轻一点的大学生写着:“在成为冷漠的‘社会人’之前,请告诉我们:我们能为台湾这个‘母亲’做些什么?”更年轻的,高中生,说:“反正做什么都没有用:我大学毕业就要远走高飞,到美国去!”
少年人激动愤慨,老人家伤心落泪,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。这一大叠情绪汹涌的信件对有心人应该透露出两个问题:第一是事态本身的严重性;台湾生活环境的恶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庸人自扰的嚷嚷,而是市井小民身受的痛苦。第二是个人的无力感;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中有畅通的管道让小市民去表达他的意愿、去实现他的要求,他就不会郁积到近乎爆炸的程度,就不需要凭靠区区几篇不起眼的文章来发泄他的痛苦。
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还严重得多。因为环境再恶劣,难题再复杂,个人如果有适当的途径去解决问题,觉得享有可为,他总是肯定的、理性的、乐观进取的。反过来说,即使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恶劣,但是个人觉得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一条死巷,他的愤懑锁在堵塞的管道中时,人,是会爆炸的。
半年前,有个爱看书的青年因为受不了隔邻女人早晚不断地诵经,冲进了她的屋子拿刀杀她。暴力当然没有任何藉口,但是我们要追究原因:如果这个青年只要打一通电话,警察就会来取缔噪音的话,这件凶杀案是不是可以避免?换句话说,假使这个青年一通一通电话的哀求警察而警察不管,一次一次地劝告诵经的妇人而妇人不睬;那么,你说;他可以搬家——别开玩笑了,台北什么地方可以让人安静度日?于是,日日夜夜受噪音的煎熬,又丝毫没有改善的可能,他到底该怎么办?
苏格拉底那个老头子被判了死刑之后,不愿逃狱,他说:“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时,我有两条路:或者离开这个国家,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。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。”(见《难局》,二月五日“人间”)
不错,苏老头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,但你是否注意到,做个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:首先,不肯妥协时,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;其次,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。也就是说,如果雅典政(正见)府既不许他离境,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,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个循规蹈矩的公民。
那么我们的情况呢?台湾的生活环境恶劣,升斗小民所面临的选择与苏格拉底没有两样:他可以离开台湾,但这有大多实际上的困难。他可以“循合法途径”去改变现状——
我们有没有这个合法的途径、畅通的管道?
一位医生来信叙说他痛苦的经历。住宅区中突然出现一个地下铁工厂,噪音与废气使整个社区变色。他从私下的恳求到公开的陈情控告,无所不试,结果,等于零。这个机构说法令不全,那个部门说不是他家的事,警察更说开工厂的人可怜!这位医生伤心绝望地问:“政(正见)府到底在做什么?法律究竟在保护谁?”
连十七岁的高中生都理直气壮地说:“反正没有用!我要到美国去!”
你不为我们的前途担忧吗?
这份绝望的无力感是谁造成的?
许多人或许会把箭头指向政(正见)府——营建处、环保局、卫生署、警察局等等等,可是我不能,因为我的知识领域狭窄极了;我根本不知道垃圾有几种处理方式、食品进口要如何管制、努力调动要如何分配。我不是专家,没有资格告诉这些在位做事的人怎么去做。
但是和你一样,我是个有充分资格的公民。无力感的根源或许是个鸡生蛋、蛋生鸡的问题;你或许觉得缺乏畅通的管道咎在政(正见)府,我却认为,你和我之所以有无力感,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些市并小民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利,纵容了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人。咎在我们自己。
大多数的中国人习惯性地服从权威——任何一个人坐在柜台或办公桌后面,就是一个权威。我看见学生到邮局取款,填错了单子,被玻璃后的小姐骂得狗血喷头。这位学生唯唯诺诺,惊恐万分。我也看见西装笔挺的大男人到区公所办事,戴眼镜的办事员冷眼一翻,挥挥手:“去去去!都快十二点了,还来干什么?”大男人哈腰赔笑,求他高抬贵手。我更知道一般的大学生,在面对一个拆“烂污”的老师时,不是翘课以逃避,就是附和以顺从。
到邮局取款,拿的是自己的钱,填错单子可以再填,学生为什么却觉得办事小姐有颐指气使的权利?区公所的职员,不到钟点就理应办公,大男人为什么要哀求他?学生缴了学费来求知识,就有权利要求老师认真尽职,为什么老师不做好,学生也无所谓?
所谓政(正见)府——警察局、卫生署、环保局——都是你和我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,用纳了税的钱把一些人聘雇来为我们做事的。照道理说,这些人做不好的时候,你和我应该手里拿着鞭子,睁着雪亮的眼睛,严厉地要求他们改进;现在的情况却主仆颠倒,这些受雇的人做不好,我们还让他声色俱厉地摆出“父母官”的样子来把我们吓得半死,脑袋一缩,然后大叹“无力”!
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,连这个主雇关系都没弄清楚,我们还高喊什么“民(正见)主、伦理、科学”?
每天清早,几万个衣履光洁的人涌进开往纽约市区的火车到城中上班。车厢内冬天没有暖气,夏天冷气故障,走三步要抛锚两步,票价还贵得出奇。可是因为是垄断事业,所以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人人抱怨,人人还是每天乖乖地上车。一直到史提夫受不了了,他每天奔走,把乘客组织起来,拒乘火车,改搭汽车。同时,火车一误点,就告到法庭去要求赔偿。他跟铁路公司“吃不完,兜着走”。

史提夫没有无力感。

安东妮十三岁的女儿被酒后驾车的人撞死了。因为是过失杀人,所以肇事者判的刑很轻,但是安东妮只有一个不能复生的女儿,这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开始把关心的母亲聚集起来,去见州长,州长不见,她就在会客室里从早上八点枯坐到下午五点,不吃午餐。两年的努力下来,醉酒驾车的法令修正了,警察路检的制度加严了。别的母亲,或许保住了她们十三岁的女儿。

安东妮也没有无力感。

我并没有史提夫和安东妮的毅力。人生匆促得可怕,忙着去改革社会,我就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时间。大部分的时候,我宁可和孤独的梭罗一样,去看云、看山、看田里的水牛与鹭鸶。不过,我们不做大人物,总可以做个有一点用的小人物吧?一个渺小的个人,如你,如我,还是可以发光发热。过程会很困难,没错;有些人会被牺牲,没错。可是,在你没有亲身试过以前,你不能说“不可能”!在你没有努力奋斗过以前,你也不能谈“无力感”。问问史提夫,问问安东妮。
讲“道德勇气”,不是可耻的事,说“社会良知”,也并不肤浅。受存在主义与战乱洗礼的现代人以复杂悲观自许,以深沉冷漠为傲;你就做个简单却热诚的人吧!所需要的,只是那么一丁点勇气与天真。你今天多做一点,我们就少一个十七岁的说:“反正没有用,我到美国去!”

    美国,毕竟不是我们的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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