野火集

作者:龙应台

《野火集》是2005年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图书,作者龙应台。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,正处于热切希望突破现状,冲撞权威的年代,1985年以来,龙应台在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,为这般思潮掀起轩然大波,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。以专栏文章结集的《野火集》,印行100版,并创下一月之内再版二十四次的记录,风靡台湾,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。

我的过去在哪里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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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有为的台电要在立雾溪建水坝,很多人反对。桃园神社差点被拆了,报纸舆论喧腾了一阵。高雄市的古墙被怪手毁了一段,社会上议论纷纷。这两年来,保护自然、维护古迹似乎成为最新的流行:前年人人穿洞洞装,去年个个穿牛仔裙,今年大家都来谈“文明”。而台湾为什么要维护古迹呢?报纸说,是为了保持“国际形象”,不能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没有文化。

动不动就搬出“国际形象”来作为自我督促的标准,泄漏了台湾目前一种缺乏自信的心态:我这样做,别人(西方人)会怎么想?于是一面揣测西方国家的思考模式,一面小心翼翼地决定自己该怎么做。西方讲究人权,所以我们处理政治案件要特别慎重;西方人爱护野生动物,所以我们要节制吃老虎鲸鱼的欲望;西方人珍惜古迹,所以我们也得有一两样,不能太落后。一切一切的努力,都为了一个大目的:避免别人轻视我们,在国际舞台上不丢人现眼。

这种心态有时候还真有点好处。譬如说,有国际的瞩目,我们的司法单位与情治机构在政治人物的处理上就格外求公正合法,使国民人权获得保障,这是意外的收获。可是如果我们有自剖的勇气,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向国际求好的心态其实可悲可叹:讲人权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言论、思想的自由?生态保护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幸福?维护古迹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文化上的需求?在“国际形象”的大旗下,好像人权、自然、古迹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标准,而我们只是应付应付,做出一副“文明”的样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。

台湾的英文报纸曾经刊出一封在台外籍人士的读者投书,呼吁我们赶紧保护自然、维护仅存的古迹。这封信马上就得到一个中国读者的反应,他说,西方人要台湾保持自然与古迹是别有用心的,他们自己工业发达,现在要落后地区“存真”其实在防止我们迈入开发国家之林,所以我们不要上当。所谓自然与古迹都是西方人的口味,台湾需要的是开发!开发!开发!

让我们暂且只说古迹。古迹真的只是西方人的需求吗?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需要?如果没有,就是为了“国际形象”这个外壳,它值得我们努力吗?你去街头问问那个卖青草茶的老头:桃园神社跟他有什么关系?或者去问树下那个正在嚼槟榔的少年郎:高雄古墙拆了怎么样?或者,停下片刻,诚实地问问自己:多一栋、少一栋所谓古迹,究竟与我何干?

卖荼的老头大概会说“嗯宰样啦!”嚼槟榔的少年大概会坦率地说:没关系啦!而受过教育、思想复杂的你,沉吟片刻,大概会说些“国际形象”、“文化遗产”、“慎终追远”等等有学问的话来。

可是“国际形象”、“文化遗产”、“慎终追远”又怎么样?你刷牙时要“国际形象”吗?上厕所时带着“文化遗产”?摩托车在烈阳下抛锚时你“慎终追远”吗?如果把这些冠冕堂皇其实空洞而模糊的字眼除掉,我们究竟有没有什么迫切的、真实的理由要保护古迹?

阿弗瑞是个德国人,今年八十岁。他带我去看他的故乡小镇。

“这栋房子三楼第二个窗,是我出生的房间。”他指着那栋红瓦白墙的建筑;“我的母亲也在同一个房间出生的。”沿着窄窄的石板路就来到古修道院的门墙,厚厚一层青苔柔软地覆在颜色斑驳的石墙上,嫩嫩的青草从墙缝里长出来。

“墙里头埋着一个十二世纪的诗人,以歌颂花鸟出名,还是咱们本家呢!”

阿弗瑞要我走到转角,摸摸看第二排石块是否有个小小的凹孔。

“大概三四岁的时候,父亲每天清晨牵着我的手沿着石板路到修道院散步。每次到这个转角,他就会蹲下来对我说:那边第二排石块有个小小的凹孔,摸摸看里面有什么?我兴冲冲地跑去伸手一摸,凹洞里真有一颗花生米或巧克力糖,又是惊奇又是快乐。一直到五六岁了,才突然开窍,大概不是圣诞老人偷偷放的……我的孙子却还以为花生是洞里长出来的——”

我伸手摸摸,青苔有点湿润,那个凹孔依旧在,浅浅的一点。这个驼着背、拄着拐杖的老人正眯着眼睛怀想他的父亲。石板路再转个弯,就到了他家的墓园;石碑上刻着他父亲、母亲的名字,空白的石碑留给阿弗瑞自己;几丛玫瑰随着风摇荡,飘着若有若无的香气。

我也曾经回到我生长的小镇上,可是找不到一条走过的路、住过的庭院,爬过的老墙、认识的坟墓,更看不到一丛似曾相识的玫瑰。可是你说,怀旧也只是流行病,没有“过去”又怎么样?没有过去,就没有情感的羁绊。你为什么把情人给你的野菊花小心地夹在书页里?廿年后的某一天,在枯干的花瓣不经心地掉下来的那一刻,你对人生与爱情会没有特别的感悟吗?枯干的花瓣就是古迹。没有过去,我们就无从体认现在,创造未来。卖青草茶的老头的子孙如果有机会抚摸先人卖茶的木制推车,与青草茶的“过去”比较,他才能了解属于他的“现在”有什么样的意义,也才能决定他所追求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未来。盛青草茶的陶瓮与木车就是古迹。

我嫉妒八十岁的阿弗瑞,因为我也希望能牵着幼儿的手,走下一条青青石板路,告诉他第三株庙柱的雕龙嘴里有一颗陈皮梅。我也渴望能站在斑驳的坟头看鲜红的玫瑰花怒长,痴迷地回想当年的母亲如何牵着我的手走下一条青青石板路。没有过去,现在就没有意义,未来就没有方向。古迹,对我而言,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、流行的装饰;古迹,是我切身的、不可置疑的需要。

苏南成市长拿怪手把高雄的古墙给毁了。他说,如果处处保存古迹,我们岂不是走着碰着的都是古人东西!这是闭眼说瞎话。台湾几十年来所作的是恨不得把整个土地翻过一次,消灭过去所有的痕迹,古迹根本难得,苏市长居然担心太多。至于说,这么长的城墙,只去了一点点,不值得大惊小怪——这是无知。因为你用这个理由切掉这一寸,下一任市长可以用另一个理由切掉那一寸;一堵墙能禁得起几次的切割?苏市长又说,毁墙没错,错在执行小组技巧不当。这样说,就是市长无能,督导不当,也不是什么可以原谅的藉口。更重要的是:苏市长罔顾法律,因为那堵墙已是内政部选定的“古物”。

苏市长过去的政绩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敢作敢当,不怕恶势力的公仆。在我们台湾地区,这样的人才实在太难得,我们一定要特别珍惜。可是珍惜并不表示我们就该姑息他的错误。在这次古墙事件中苏市长所表露的无知无能,就应该受到指责与纠正,内政部说要“淡化”处理,是是非不明、不负责任的态度,苏市长以他直率的一向作风,更应该承认错误,从错误中学习教训。

古迹;不是西方人的专利,不是文明的装饰,更不是争取国际形象的手段。古迹,是一面镜子,一个指标,把我们的过去,现在,与未来联系起来;没有古迹——没有书页里的花瓣、青草茶的陶瓮、桃园的神社、高雄的古墙,我们便只是一群无知妄大的盲人。

可是,为什么一个中国人需要写这样的文章呢?历史悠久的中国人?

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《中国时报·人间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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