野火集

作者:龙应台

《野火集》是2005年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图书,作者龙应台。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,正处于热切希望突破现状,冲撞权威的年代,1985年以来,龙应台在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,为这般思潮掀起轩然大波,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。以专栏文章结集的《野火集》,印行100版,并创下一月之内再版二十四次的记录,风靡台湾,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。

一九八六年,台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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茄萣乡

一九六五年,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,坐在一辆塞满破旧家具的卡车里,我们来到了海滨的茄萣乡。道路上有很多坑,从跌跌撞撞的车中望出去,右边是荒草丛生的坟场,左边是漾着水光的鱼塭。
只有这么长长的一条街,街上大概还没有路灯。晚上推着没有灯的脚踏车出门,感觉到头上一点暗暗的月光。车轮突然碰到一团软软的东西,挡在路中央,原来是头黑毛母猪,正在呼呼大睡。我牵着车子绕道而过。她当然累了,白天,母猪带着群小猪到处游荡,在阴沟里搅和一下,浑身脏泥地又晃进卫生所和派出所里去。
简陋的木头造的家就在大路边,睡在家里和躺在大马路上没有两样;街坊邻居的谈笑声、咒骂声就在耳边。黄昏时分,成群结队的少年家嚼着槟榔,足登日本木展,咔啦咔啦地踩过街头,往上茄萣去;那儿有乡里唯一的戏院,戏院中放着一排一排板凳,角落里散着刺鼻的尿味。周末的时候,常常有脱衣舞的插放。
台风一来,海水跟着倒灌,年年闹水灾。有一回在倾盆大雨中搭客运车从学校里回来,下车时,车门一开,习惯性地蹬脚下去,扑通一声,人却大半个泡在水里。板凳、竹篓、瓶瓶罐罐,都漂在街上。涉着及腰的水回家,丢了书包就赶到街心去摸鱼。
茄萣人讲话声音特别大;是因为在广邈的沙滩上、在呼啸的海风中对话,需要扯着喉咙喊叫吧!乡人的台语有一种特殊的腔调,和中北部农村里的人非常不一样,听起来很刚硬朴直,三句两句间夹着“猴”的口头禅,好像是茄萣渔民的标记。当我说台语时,卖鸭子的妇人会笑得很开心:
“你的台语有一个腔,真好听呢!这个查某婴仔真有人缘。”然后一刀霍下,把血淋淋的鸭头斩下。
卖鸭子的妇人叫做“驼背嫂”,她的丈夫叫“阔嘴的”,长着很阔的一张嘴,像唐老鸭。一年到头我见他背着鱼篓,赤着脚,脚板又大又扁又黑,踩在地上,紧紧地扣着地面,两只脚板竟然像两只鞋子。“阔嘴”的兄弟叫“黑鼻仔”,鼻子上有块大黑斑,好像不小心滴了墨水似的。“黑鼻仔”喜欢卖弄成语,有一次,他生气地对“驼背嫂”说:“你不要‘指鸡骂狗’,你在说谁‘烂蕃薯充数’?”
“驼背嫂”的女儿书读得很好,但是小学毕业就被送到针织厂作女工去了。
“查某的,读册有什么落用!”她劝告我的母亲,“现在让伊去打拼赚钱,廿岁出嫁时,金银首饰嫁妆都赚到了。查某的读册,再读也是别人的!”
“驼背嫂”隔壁的肥胖阿珠,有好几个女儿;每一个都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卖到高雄的茶室里去。没几年,阿珠就起了楼房。
而我们,继续过着清贫的日子。学校的家庭调查表上总有“家庭经济”一栏,不晓得谁先想的,我们总是填上“小康”两字。可是家里破旧宿舍的墙壁总是斑驳脱落的,一块一块的水渍痕迹和落漆的秃处造成一幅蛮恐怖的画。下雨天,到处漏水;连卧室里都是一地的泥泞。每次填“小康”之前,大概总是开学注册的时候,也就是母亲到对街西药房那儿去借学费的时候。
有一年,一个警员拿了把执勤的枪射杀了他刚考上初中的十三岁女儿,然后用枪对准额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他才三十五岁。据说是因为四处借不到女儿的学费,一时想不开。
另外一个警员用摩托车载着刚考上高中的儿子到高雄去筹学费,在冈山的平交道撞上了火车,人倒过来让头插进松软的稻田里。儿子的身体夹在铁轮里被拖得老远。
十五岁的我,觉得茄萣很陌生,可是还蛮好玩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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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价值判断渐渐在我脑中成形,茄萣就不好玩了。
海滩上堆着每天两万人所排泄、制造的垃圾,堆成一座一座发着恶臭的小山。海风一吹,垃圾满天弥盖,擦过什么的卫生纸会“啪”一声贴在脸上。黝黑的孩子们在垃圾山之间追追打打,玩躲蒙蒙的游戏。
庙前的戏台演着歌仔戏,巨大的扩音器把作假的哭调放大到不能忍受的程度。过了午夜,“我的苦命儿哟”的哀嚎还笼罩着整个村镇。塞着耳朵深夜读书,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吃人的世界里。这哪儿是文化呢?
台风年年来,海水倒灌年年来,咸死了椰子树,也把乡民抛到大海里的病死猪又漂上街来。浮浮肿肿的,眼睛陷进腐肉里,只剩一条缝。“死猫挂树头,死狗任水流”,防风林里木麻黄枝上,到处吊着尸身腐臭的猫。死狗和死猪三三两两地点缀着海滩,太阳一出来,尸肉开始蒸腾,惹来密密麻麻的苍蝇。清洁队员在街上掏阴沟,用一很长长的杓子把乌黑恶臭的淤泥挖上来,倒在沟的两边;说是台风过后,沟中必须喷消毒剂。可是从沟中掏上来的污秽却就曝置两旁,一天又一天地搁着,似乎谁也不在意。
“阔嘴”有一天突然失踪了,一天一夜没回来。驼背嫂到派出所去报案。第二天有人在沙滩上捡到一节人腿,连着被咬断的裤脚送到派出所来。
有一天,同学在上大学的哥哥也失踪了。听说是读了不该读的书,说了不该说的话。听说五个便衣警察半夜到他家里去搜查,把他捕鱼的老爸吓得哭了。
有一天,驼背嫂十六岁的女儿拿了一袋草虾到表叔开的冰冻厂里去冰冻。表叔把铁门一拴,就把她搂抱起来,她又撕又咬地一路逃出来,在我的窗外对驼背嫂哭诉。
利用课余时间看罗素、尼采、卡夫卡的我,每天清晨搭台南客运到学校上课。客运车驶过千疮百补的路面,经过湾里的南定桥,颠颠簸簸地在晨曦中行走。当时我当然不知道,南定桥下那一堆堆乱七八糟的垃圾,老是冒着臭烟的垃圾,就是在制造戴奥辛;也不知道,与我擦身而过的年轻女人几年后要产下无脑的婴儿。廿岁的我,只知道我不愿意带朋友到茄萣乡去,不希望朋友知道我住在那么一个肮脏、丑陋、落后、鄙俗的地方。
我头也不回的,离开了茄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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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居异国的几年,很少想到那个对我不甚重要的茄萣。只有一次,在纽约的中文报纸上,读到一个警员判刑的新闻。这个警员以贪污受捕,虽然贪的只是很小的数目,好像是一两千块台币吧!司法当局为了“杀鸡儆猴”,将他判了死刑。
在遥远的、下雪的纽约,读报的我流下了眼泪,久久止不住的眼泪。我想起那个拿枪对着自己骨肉的警察,那个载着儿子奔驰借贷的警察,想起我所常见的那些破烂不堪的警察宿舍、宿舍中拥挤的、成群的幼小子女,还有那些子女所倚赖的一个驼了背的父亲与他卑微的所谓薪水……泪眼中,我为那个将受死刑的人伤心,人的命,再贱也不过如此吧?那一两干块钱,是为儿子缴学费的吗?决定他罪应至死的人自以为替天行道,而事实上只是因为自己不曾受过贫贱的折磨,不知道“贫贱不能移”的艰难,而“杀鸡儆猴”也只是不敢直接杀猴的借口而已。我的眼泪里有愤愤的不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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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六年,在踏过千山万水之后,我又回到了茄萣。
兴达港正闹着“绿牡蛎”的问题。可是海滩上没有了垃圾。滨海新建了一条笔直的大路,车辆很少;渔家用路面来晒鱼翅。戏台一座接着一座,正演得热闹。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穿着黑色的唐装,卷起裤角,坐在板凳上看戏。“阔嘴”,也该是这个年龄吧?光着头的国中生跨坐在脚踏车上,望着台上出神。
我站在路边,望着这些人出神。海水就在耳边刷刷响着,轻轻扑着沙滩。熟悉的夕阳正在同一个角度缓慢地沉落,余晖把戏台前的人都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霞色里。
从前是一大片鱼塭的地方,现在新开了一条大路,路很干净,很有都市的气派;拐进一条巷子,却突然又回到了廿年前。一条臭沟上搭着一座又一座的厕所,所谓厕所,不过是一个坑,粪便就落在沟里,沟就在路边,路边就是人家的厨房。外销的鱼翅、鱼干,就铺在沟边让太阳晒。
转一个角,又是一座戏台。上好装的演员正在做最后一分钟的准备。绕到后台,蓦然看见一个满脸大红大紫的年轻女人坐在板凳上,背靠着戏台的柱子,正在给怀里的幼儿喂奶。
她长得很丰腴,穿着短裤,露出两条大腿晃呀晃的。涂得鲜红的嘴唇圆起来,正在哼着歌仔戏词,一副悠游自在、天塌下来也没关系的坦然。孩子有一张圆润的脸,长长的睫毛,满足地吸着奶,在女人的怀里轻轻晃着。前面锣鼓已开始响起来。
我定定地站在那里,泫然欲泣地看着她,看着她抱着婴儿,像看一幅永恒的图画;心里的虔敬比我站在罗浮宫“蒙娜丽莎的微笑”前的感受还来得深刻,来得真实。鄙俗吗?是的。肮脏吗?仍旧。落后丑陋吗?怎么可能呢?还有什么比这幕后戏台的母子更美丽、更深沉?茄萣乡的意义,不是由我这种过路人来赋予的。它的价值,它的尊严,就在它的鄙俗之中。在它的土地上耕耘、海水上挣扎生活的,是眼前这个母亲、这个婴儿。为茄萣乡在意义的座标上定位的,是阔嘴、是驼背嫂,是满脸油粉喂奶的戏子母亲,是要在茄萣乡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这些人。
啊,这样的生命力!

苏黎世

圣诞节的前晚,大雪覆盖了大地,厚厚的一层白雪,像条温柔的毛毯,无声地覆盖。
黑夜里,雪片漫天漫地地翻滚下来。我突然听见歌声。打开门,赤脚站在结冰的阳台上张望:纷纷的大雪中站着四个人,手里捧着一点烛光,在安静的街上,唱歌。藉着雪光与烛光,看得出原来是几个五六十岁的人,胡子上沾满了雪花。
一首又一首。街边公寓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,不知何处的阳台上有人合唱起来。甜蜜的歌声里带着感恩、带着祈求,一条街充满着人间的祥和;烛光在雪地里闪着。
赤脚站在阳台上听歌,冰冷的雪花纷纷洒了一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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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写出“野火”那样的作品来。我给过不同的答案,却从来不曾想过“野火”和我一度引以为耻的茄萣乡有任何关连。在陌生的苏黎世、在大雪中听歌的一刻,却突然又想起了不重要的茄萣:卖到茶室的儿女、海上失踪的阔嘴、被捕的大学生、自杀的警员、借贷的母亲……啊,促使我写“野火”的。难道不是像茄萣乡那样与我有过交集的鄙俗乡里?我对台湾的感情,难道不是来自那些我一直认为与我不同国度的人——阔嘴、黑鼻仔、驼背嫂——他们却其实早就默默地深深植根于我的民族意识之中?我所关切的人,难道不正是那个歌仔戏子怀里闭着眼吃奶的婴儿?
富而有礼的苏黎世人在赞美上天的恩宠、祈求世间和平时,茄萣乡的人还在为生活努力、为作人的基本尊严挣扎;什么时候,茄萣乡黝黑的渔民也和苏黎世人一样,温饱、自由、人权、尊严,都已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。在月明的海滩上只需要发出幸福的、感恩的歌唱,为世上其他受苦的人类祈求?

一九八六年,台湾

两年前,我眼中的台湾是一个逆来顺受、忍辱吞声、苟且懦弱的台湾;“野火”的第一把火,《中国人,你为什么不生气》,是一声忍不住的怒吼与指责。两年后的台湾,却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社会。草根阶层发起环境自保运动,表示民众生气了。大学校园里发生冲突,表示学生生气了。反对人士组成新党,表示党外也终于忍耐不住了。《中国人,你为什么不生气》这篇文章大概不可能在一九八六年出现,因为“生气”的中国人已经很多。
解除戒严、开放党禁、注重环保等等都是执政者面对“生气”的社会所作的因应措施。但如果政府的觉醒永远落在民众觉醒的后头,如果改革永远来在民众“生气”之后,这个政府是吃力又不讨好的,因为它一切的革新努力都显得被动、被迫、勉强。聪明的政府要走在人心思变的前头,主动地改造环境。
“集外集”收集了“野火”之后所写的社会批评,事实上是一个“野火的告别”。人既然已经在欧洲,我就不可能继续专注地审视台湾。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刺激,我写作的触须必然地要伸向新的草原。“集外集”同时是一个历史的见证。一九八六年的台湾社会发生了这么一个“野火现象”,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?支持者为什么支持?反对者为什么反对?“集外集”,更是不作假的“小市民的心声”——平常不敢吐露的心声。一千多封来信中,有些信令我惊诧:所谓的市井小民对台湾的问题有那样透彻的了解,对时事有那样尖锐的批判。有些来信则令我难过,最令我难过的,无宁是那篇高三女生的“野火烧死台湾”。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都出自肺腑,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结果,像口号一样的喊出来。她的历史诠释、民族意识、是非判断,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策需要。面对这样一个中国的下一代,一个完美的灌输案例,我的心情特别、特别的沉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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茄萣乡那个戏子怀里的婴儿,那个脸颊丰润、眼睛清澈的中国婴儿,有权利要求我们给他一真正开放自由的社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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