野火集

作者:龙应台

《野火集》是2005年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图书,作者龙应台。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,正处于热切希望突破现状,冲撞权威的年代,1985年以来,龙应台在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,为这般思潮掀起轩然大波,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。以专栏文章结集的《野火集》,印行100版,并创下一月之内再版二十四次的记录,风靡台湾,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。

传递这把火

设置字体大小:

是的,《野火集》出版成书了。
去年十一月,匆匆写下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》,投给毫无渊源的中国时报;原是不经心掷出的一点星星之火,却烧出燎原的《野火集》来。
燎原,因为往往文章一出现——譬如《生了梅毒的母亲》、《幼稚园大学》、《不会‘闹事’的一代》——就有大学生拿到布告栏上去张贴,就有读者剪下个三两份寄给远方的朋友,嘱咐朋友寄给朋友;中学者师复印几十份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,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,我的邮箱里一把一把读者来信……短短的一年中,这个专栏确实像一缕一缕野火向四方奔窜燃烧起来。
可是,《野火集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,一个不戴面具,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。一般作者比较小心地守着中国的人生哲学:“得饶人处且饶人”、“退一步海阔天空”、“温良恭俭让”等等,写出来的批评就比较客气缓和,或者点到为止。谈教育缺失之前,最好先说“三十年来台湾教育突飞猛晋”。指责行政错误之前,先要婉转地说,“三十年来,安和乐利,国泰民安,领导英明……”。行文中间不能忘记强调自己爱乡爱人爱民的坚定立场,强调自己虽然批评,却不是恶意攻讦,“别有用心”;最后,还要解释“良药苦口”,请大家“包涵包涵”。
这就是一个四平八稳、温柔敦厚的批评,不伤和气,不损自尊,不招怨恨。《野火集》却很苦很猛,因为我不喜欢糖衣,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、谈问题。习惯甜食的人觉得《野火集》难以下咽;对糖衣厌烦的人却觉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奋。
赞美“野火”的人说它“过瘾”——不怕得罪人,“敢讲话”。我没有三头六臂,得罪了人照样要付出代价;写了《野火集》的代价大概是: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“学而优则仕”出来作官了,可是古人不是说“无欲则刚”吗?既然没有作官的欲,这个代价或许也无所谓吧!至于“敢讲话”三个字,与其说是对我的赞美,不如说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讽刺与指责——在一个自称民主开放的社会里,为什么“敢讲话”是一个特殊的美德?它不是人人都有的权利吗?
对一个健康人,你拧拧他的手臂、掐掐他的腿,他不会起什么激烈的反应。相反的,一个皮肤有病的——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红肿,病菌感染的毒瘤,或刀割的淌血的伤口——只要用手指轻轻一触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的痉挛。台湾如果是个真正开放的社会,什么问题都可以面对,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,人人都可以据理争辩,那么《野火集》再怎么“勇敢”也只是众多火炬之一,不会引起特别的瞩目。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特别多的禁忌——碰不得的敏感肿块,“野火”才显得突出。
而《野火集》究竟又碰了什么碰不得的敏感事呢?有些小学用经费去建伟人铜像,却没有钱修建厕所,使孩子整日憋尿;我说,厕所比伟人铜像重要;这是敏感问题吗?政府若失信于民,我说,人民要有勇气兴讼,“对立”也是民主的权利。这个观众“危险”吗?如果我们不把台湾真正当家,继续抱着临时落脚的心态,我说,那么环境与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做好,这个说法是禁忌吗?
许多人用“拍案叫好”这个辞来描述读《野火集》的感觉。可是我承受着相当的压力,冒着所谓“出毛病”的风险,难道只是为了给读者在吃烧饼油条之余一点情绪上的快感?快感过了之后呢?鼓掌的人是否会进一步思索比发泄情绪更重要的问题本体:我们这个号称自由开放的社会为什么有一身敏感发红的肿块?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个健康的社会?那些红肿是怎么造成的?如果那些敏感带永远不许碰,又是否有医治的可能?
不,我写“野火”,不是为了哗众取宠;群众的“宠”盲目而肤浅,我不稀罕。我所寄望投诉的,是个拒绝受“哗”之众,是个有深省与批判能力的众。人,和乌龟一样,背着巨大的壳。乌龟的壳是身体上的限制,人的壳,却是他观念上的框框。乌龟不以背上的负担为苦,人,也往往对自己的受限视若不见。但人毕竟不是乌龟,他是个能思考的动物,一旦对那个束缚的壳发生怀疑,就有突破创新的智慧与能力。如果说《野火集》对这个社会有所要求,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以为常、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。不敢置疑、不懂得置疑是一种心灵的残障;用任何方式——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,不管是有意或无心——去禁止置疑、阻碍思考,就是制造心灵的残障。《野火集》所逼问的是一个冷酷的问题:我们,是不是一个残障的民族?
写“野火”有沮丧的时候,当某些人说要扑灭野火,当一些报纸宣称要“围剿”龙应台,当有人每天来一张明信片,上面固定的三行字:“你是卖国叛徒!中华文化万岁!中华民国万岁!”当小团体试图在我头上加上各式各样的“帽子”……沮丧之后,又不禁莞尔:难道执笔之初竟然不知道这是必然的反弹?哪一个社会是在没有阻力与摩擦的情况下往前行进的?不也正因为台湾还有这样不容异己的守旧势力,“野火”才有写的必要?
写《野火集》更有快乐的时候。当大学生来信说他们如何在宿舍里争辩“野火”所引发的问题,当号称“保守”的警官学校或军队里的青年告诉我他们如何讨论“野火”所激起的观念,当扶轮社的成功生意人说他们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发出去,当一小时赚廿元的女工、自称“没什么学问”的家庭主妇、为人洗油烟机的水电工,来信说他如何开始观察这个社会、思索从来没想过的现象。尤其是,当退伍军人写着:对,我们要有不同的声音……
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,是当一个眼里既热情又迷惑的年轻人问:你指出了问题,但你没有给我答案;答案在哪里?
我怎么会有答案呢?即使有,我会给你吗?难道说,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权威,不要追随口号,不要人云亦云之后,你反而来接受我的答案?难道说,我要求你打破框框、抛弃英雄偶像的目的,是为了成为你新的英雄?如果我也给你一套既成的答案,如果我来取代你从前的偶像,我们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?
答案,在你的自省与思索中。不在我这里。
过两天,街头书坊会出现这么一本书,黑色的底,红色的、火焰似的,董阳孜题的字:“野火”。它是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吗?是理想主义的自我陶醉吗?究竟,有没有用呢?只有你能告诉我。
不过,火既然点燃了,就劳你传递吧!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台湾
附:没有时报编辑的发掘与坚持,《野火集》不可能存在;容我对《中国时报》的“报格”表示尊敬。金恒炜尤其是“野火”的支柱。

看网友对 传递这把火 的精彩评论

我来说一句